莫言：写历史小说实则思考当下问题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新时期文学的舞台上，历史题材的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张清华，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将目光投向了这些作品，并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将这批作品称为“新历史主义”，这一命名，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这些作品与过去历史小说的区别。他特别提到了我的《红高粱》，认为它在“新历史主义”的潮流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他的这种评价，我深感荣幸，但同时也深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承载了众多的期待和压力。
深入思考之后，我认识到张清华教授的观点具有一定的独到之处，他确实捕捉到了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一种趋势。众多作家纷纷拿起笔，重新描绘历史，而且他们的创作路径不谋而合。我并未敢妄言我的作品影响了他人。即便没有《红高粱》的出现，其他作家的创作路径也依旧明朗。究其原因，是我们这批作者都是红色经典的忠实读者，我们的创作灵感大多来源于此。
红色经典中，绝大部分是革命历史小说，它们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们中的许多人亲身参与了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斗争，是战争的见证者，是历史的缔造者。当我们拿起笔来创作小说时，自然地带上了历史的烙印，充满了纪实色彩。我们必须承认，这批作家在才华和生活积累上的卓越。他们的小说与当下新历史主义小说在思想艺术上的不同，主要是历史原则的差异造成的。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一位作家试图通过战争历史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思考，尤其是那些与时代精神相悖的想法，那将是一项冒险的举动。我想，我们这批作家能够勇敢地拿起笔来，正是因为有前辈作家在前面为我们铺路，他们为我们做出了牺牲。
改革开放后，我们将笔触延伸到历史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红色经典作品，以及对其既定模式的反叛。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受到了西方文学和思想观念的影响，拥有了全新的审美角度，再回头看这些红色经典，自然会有许多不满足之处。也正是因为“文革”期间革命历史小说被推向了一个极端的位置，才更能引发我们的思考。如果没有那段高度公式化、模式化、雷同化的作品，我们或许还没有这么深刻的反思。如果要写新的历史文学，就必须打破过去的束缚，开辟新的道路。
我绝非要完全否定红色经典。近年来，对“文革”前的红色经典有了更为客观的重新评价。在这些作品中，有些作家在时代的允许下，尽可能地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它们不仅表现了人的普遍性，而且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我写《红高粱》这样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应该被看作是红色经典的自然发展延伸。
我在创作《红高粱》时，受到了红色经典的影响，尤其是冯德英的《苦菜花》。这部小说中的许多细节让我难以忘怀。例如，其中的爱情描写与社会道德相悖，却真切地展现了人性的真实面貌。当我重读这部小说时，我意识到这种描写真挚感人，让我对红色经典有了新的认识。我在创作《红高粱》时，从中学到了很多，包括战争场面的描写和对日本人的描绘，都与红色经典有关。
我在写关于抗日战争的小说时，起初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后来在批评家的帮助下，才逐渐清晰起来。我认为小说应该表现人的情感。对于历史的描绘不仅仅是对事件的叙述更是对人性的挖掘和展现人的情感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创作时会受到红色经典的影响同时也会融入自己的理解和情感使其更加丰富和真实。创作一部独特的抗日战争小说：超越传统，人性的
我当时的冲动，就是想写一部与众不同的抗日战争小说。这部作品并非仅仅为了再现战争的硝烟与血腥，而是希望深入战争中的人性、情感和命运。在我看来，战争只是背景，真正的核心，是人。
我不想仅仅把战争当作写作的目的。很多作品往往从战前动员开始，一直描述到激烈的战场，但这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而非小说家的使命。作为小说家，我认为我的任务是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展现战争背景下人的灵魂、情感、命运的变化。我想通过战争这一特殊环境，来深入塑造人物，展现人性的复杂与丰富。
我深感我们这一代作家有可能站在比前辈们更高的视角来审视历史。虽然前辈作家受制于时代的局限，但他们依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我认为，作家应该站在一个相对超脱的立场，不受阶级观念的束缚，来审视和处理历史题材中的人物和事件。在抗日战争中，无论是还是，都有杰出的人物和值得书写的历史。失败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是坏人，而是由于某些决策违背了人民的需求。小说家的任务，就是要深入挖掘失败者的历史，展现他们内心深处的世界。
我深受《丰乳肥臀》的启发。这部作品受到批评，部分原因是我对和都进行了人性化的描写。我理解那些对此感到义愤的老同志，但从我的视角看，这种描写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毕竟，在抗日战争中，也取得了许多重要胜利。历史教科书可以突出胜利者的历史，但小说应该关注失败者的历史，这才是小说家最好的素材。
在民间情感的历史中，阶级观念相对模糊。人们更容易根据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来划分事物，而不是简单地以经济或阶级为标准。我选择从民间的视角出发，用情感来串联政治和经济。我试图通过民间的视角来填补官方历史留下的空白，对双方进行人性化的表述。
过去的一些作品往往将好人描绘得完美无缺，坏人则一无是处。但我认为这样的描写并不真实。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好人和坏人也并非绝对。我力求在我的作品中展现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我曾随代表团访问台湾，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过去被视为敏感的事情现在也变得可以接受。这使我更加坚信，只有深入人的情感、灵魂和人性的作品才能持久。作为作家，我始终坚信每一个作家写的都是历史。我们的作品是对人性的和对历史的解读，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沟通方式。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能够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人性、情感和灵魂的世界。每一位作家，无论他书写的题材如何，其实都是在书写历史。即使是叙述昨天的事情，昨天对今天而言也是过去，过去即是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被看作是历史的叙述。即使是科幻小说，也是基于过去的生活，是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和延伸，没有历史生活的认知，很难虚构出未来的图景。所有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被视为历史小说。但为了区分不同时间段的历史，我们把几十年前的作品称为历史，而将近期发生的事件称为当代历史，当代文学。
在我创作《丰乳肥臀》之后，我又写了一部作品名为《檀香刑》。这部作品的时间背景延伸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虽然表面上写的是历史，但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反映当代生活。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与我对鲁迅的敬仰和学习有着密切的关联。
鲁迅曾经批评过中国的“看客”文化，这种现象在文学中也有所体现。当有人被处决时，周围的百姓会纷纷前来观看，仿佛这是一场戏剧。被处决的人如果表现得无畏生死，甚至唱上几句京剧或者喊出口号，会让观众得到极大的精神满足。反之，如果犯人表现得惊慌失措，观众则会大失所望。我们在场的人，可能也是这些“看客”之一。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曾津津有味地观看过游街示众，尽管内心充满恐惧，但总是想尽可能地靠近现场，观看如何处决犯人。
上个月我在德国接受访问时，我强调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轻易与德国时期的犹太人大屠杀相提并论。即便在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农村少年，依然能从生活中找到很多欢乐。尽管有些人批评我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不人道，但这是我真实的感受。
在文革期间，我们目睹了许多残酷的场景。当看到所谓的“走资派”戴着高帽子在大街上游行时，我们可能会感到像是一场嘉年华。当听说文革结束时，我感到非常失落，因为失去了唯一一个好看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别人挨打，我为什么还会觉得好玩？这其实就是鲁迅先生所批评的“看客”文化，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观看的欲望。
如果把旧时代对人的处决看作是一场戏剧，那么仅有看客和受刑者是不够的，还需要刽子手的参与。他们三个共同构成了一场完整的戏剧。一个好的刽子手会尽可能地减少受刑者的痛苦，甚至有时会受到受刑者的感激和贿赂。
在封建制度下，当权者的想法与老百姓恰恰相反。他们希望刽子手尽可能地延长执行过程，采用不同的刑罚方式，如腰斩、凌迟等，来增加犯人的痛苦。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清朝光绪年间，甚至在“文革”期间再次复兴。我在小说中描绘这些内容，引发了一些西方读者的质疑，他们问我：你们东方人是不是特别残酷？为什么要表现这些？我解释，这并不是东方独有的现象，《檀香刑》中所描述的刑罚实际上是欧洲人所发明的。
历史迷雾，揭示当代议题
在历史与现实交融之时，我们不得不提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那一天日头之下，广场上人头攒动，周围的楼房看台上充斥着富贵的小姐们。她们热衷于观赏行刑过程，甚至在有人被吓昏后第二天依旧兴致勃勃地前来。这种“看客”文化不仅仅存在于东方，更是一种全球性的心理现象。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见证到类似的场景，例如新型武器、爆炸事件等残酷报道，它们带来的伤害和痛苦令人痛心。我们看似在叙述历史，实则思考的是当下问题。
身为作家，在创作历史小说时，内心直面是无法回避的课题。我曾在村子里遇到一位从东北公安部门退休的老人，他亲历了盘锦的“案件”。我曾向他询问，究竟是谁切断了的喉管？在被成为烈士后，那位执行者内心是否有所负罪感？他是否会私下忏悔？老人回应称这是上级的命令，个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我理解他的立场，但作为一个作家，我不能就此打住。
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残酷事件。比如林昭被枪决时的特殊刑具——充气的皮囊，用以防止她途中乱说。这种刑具让人不寒而栗，聪明和才智在此变得罪孽深重。爱因斯坦晚年在原的爆炸问题上也有深刻反思，他意识到科学若无控制，便会成为巨大的犯罪。
我的个人经历也让我对历史小说的创作有了更深的体悟。“文革”期间，许多善良的人被迫做出恶行，我自己也曾在其中挣扎。那时我虽是小孩子，但面对斗老师时内心的挣扎和痛苦至今难忘。后来成为作家后偶遇那位老师，她的眼神让我内心备受煎熬。我们在面对历史问题时，不应总是将责任推给他人或某个阶级，而应深入自己的内心。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刽子手或临刑的罪犯，内心都有被道德和公德压制的东西。
语言对于作家而言至关重要。每个作家都有独特的文风与腔调。语言是我们与世界对话的桥梁，也是我们表达内心的方式。在创作过程中，语言的选择和运用直接影响到读者对我们内心世界的感知。作为一个作家，我们必须对语言保持敬畏之心，不断磨砺和提升自己。
我们在写历史小说时，实际上也在思考当代问题。面对历史与现实的交织，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思考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变迁。作为作家，我们也应该不断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以更好地表达内心的世界。语言的魅力与作家的成长之路
身为作家，其语言背后所蕴含的影响力可谓复杂深远。作家的语言风格，早已在其成为作家之前，就已在其过去的生活中悄然形成。这种语言风格，如同作家的独特印记，与其生活经历紧密相连。
我的小说语言，正是过去几十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我深受红色经典的影响，那些激昂的旋律、深刻的主题，无疑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古典小说，如《水浒全传》《三国演义》等，也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这些古典小说的韵味、节奏，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
更值得一提的是，唐诗宋词的韵律、节奏，对我影响深远。“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这其中的道理，正是语言的积累与沉淀。那些久经训练的大文豪，如李白、杜甫，他们的创作如行云流水，正是因为他们早已将语言的韵律、节奏融入血脉。就像民间音乐家，虽不识简谱、五线谱，但手、耳、心达到完美融合，创造出美妙的音乐。
除此之外，社会的官方语言、公开场合的语言，也会对作家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我的作品中，《酒国》《生死疲劳》里所描绘的演讲场景，正是“文革”期间假、大、空语言的真实写照。这种文风与当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语言的产生与消亡都极为迅速，每一个作家都必须对此保持关注。我们在模仿这种语言时，实际上是在借语言呈现这个时代。就像在日本北海道遇到的那位开饭馆的老板娘，她的语言瞬间将我带回至 1968、1969 年的社会生活环境，语言与社会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
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民间的语言。在“文革”期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存在两套语码：一套用于公开场合，一套用于家庭生活。在公开场合，我们可能说着与社会主流价值相一致的假话、空话，但回到家后，我们说的是真实的、生活的语言。
语言与作家的成长、时代变迁息息相关。身为作家，我们需要敏锐地捕捉语言的变迁，理解其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更好地通过语言，展现时代、表达生活。在社会的大舞台上，我们不难发现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码。一种是大家都深信不疑的真心话，另一种则是表面上被普遍接受的官话和套话。当这两种语码并存时，社会便呈现出一个不自由的面貌，因为它掩盖了真相，让人们在言语中感到束缚和压抑。这种现象在我们这几十年来的社会进步中依然可见。尽管我们现在可以在公共场合听到一些真话，报纸和媒体也不再全是虚假的信息，但这仅仅是进步的开端。
要达到一个理想的社会环境，我们需要实现一个目标：让人们在私人和公共领域都能自由地表达自我，说真话。尽管在现实世界中，完全实现这一点可能并不现实，甚至在标榜自由的西方国家也存在两套语码，但他们表达的方式可能更为巧妙和委婉。我们看到许多领导人在竞选时，会用一些富有感情但未必真实的话语来争取人心。但是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里，人们无论在家还是在公共场合的言论都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民间的语言丰富多彩，充满生机。我们现在的规范书面语言最初也是源于民间。对于作家而言，如果忽略了民间生动、活泼、多变的语言，那么他的作品就会失去源头活水。只有深入民间，学习和运用老百姓口中的语言，才能使自己的语言保持鲜活和富有活力。
民间语言的魅力在于它的语法变化缓慢而词汇丰富多变。民间语言善于运用巧妙的比喻，多为及物性语言，实在而不空洞，极具文学性。作家要想让语言充满生命力，就应该广泛学习民间语言。
我个人的小说创作也得益于民间语言的影响。虽然小学五年级辍学让我曾经痛苦不堪，但当我成为小说家后回顾这段经历，却觉得这也是一种幸运。因为我能早早接触到丰富的民间语言，并学会用这些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乐趣和叙述事物的能力。
现在我对农村的语言现象已经不如当年熟悉，这对我作为一个作家提出了新的挑战。要保持创作的生命力，我需要在语言上不断求新，尽量少重复自己，并多与人民群众接触。我深知知识分子的语言多来源于书面语，而民间的、未经加工的语言才是文学更应该重视的。
在创作《檀香刑》时，我另辟蹊径，因为我对当下的底层语言已经不太熟悉。于是我想到了活跃在我们高密地区的茂腔这种民间小戏曲。它的语音生动、台词土味十足。与京剧的庙堂语言相比，茂腔的语言更充满了土语和俚语。这种对作家来说更具吸引力的语言，使我在小说中融入了茂腔的戏曲语言，从而使小说具有了民间戏曲的因素，给读者带来新鲜浓厚的感觉。对于这个实验是否成功，我至今难以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