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与戚继光的异同俞大猷戚继光谁品行更
俞大猷与戚继光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二人出身、经历、业绩、著述都大体相同。他们均出身武职世荫家庭，一生军旅生涯，为东南海疆的安定和大明朝的钢铁长城立下不朽功勋。他们治军严明，卓越善战，都是兵器发明家，学识渊博，著述丰富，不仅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还精通诗文，乃文武双全的儒将。二人都是武术家，同为南派武学一代宗师。
在抗倭成就上，戚继光的名声显然更大，尤其在当代，他已成为民族英雄。在抗倭战场上，戚继光与俞大猷齐名，并被誉为“俞龙戚虎”。但俞大猷在抗倭历程中的历史地位似乎被低估了，常被看作是衬托戚继光的角色。
实际上，就战线而言，俞大猷的抗倭足迹遍及多个省份，这是当时其他抗倭将领中所独有的。从年限看，俞大猷抗击倭寇的时间比戚继光长，他的一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与倭寇的战斗中度过。在硬指标如经历的战斗次数、歼敌数量等方面，俞大猷也远超戚继光，其抗倭功绩无人能及。
在塞上御虏方面，戚继光的名气更胜。特别是在隆庆、万历年间，他在蓟北的功勋使他名震天下。他在此任上广修长城，发明诸多先进的攻守武器，极大提升了明军的战斗力。自嘉靖中期以来，蒙古俺答汗犯京师，蓟北成为边防重镇，十七年间换了十个大将，只有戚继光在镇十六年，加固边墙，制定战术，屡次打败入侵之敌。
而俞大猷虽然也曾在西北立下不世奇功，但风头终究比戚继光略逊一筹。不管是戚继光还是俞大猷，他们的一生都献给了大明王朝的边防线，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人物。在蓟北的防守中，戚继光的战术和纪律对后来的战争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俞大猷在大同的防御策略也表现出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两位将领都为明朝的边疆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历史的长河中，涌现出两位伟大的军事将领，他们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意志，为明朝的边疆安全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分别是俞大猷和戚继光。这两位将领的军事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们的英勇事迹至今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
俞大猷，一个深入人心的名字，他在战争的硝烟中崭露头角。他以车战闻名，曾亲自发明独轮车、双轮车，这些武器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他获得了“世界原始坦克发明者”的美誉。在战斗中，他带领士兵多次大败敌军，甚至在安银堡一举挫败了俺答二十万大军，取得了“土木之变”百年以来最大的战绩。他的战绩不仅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更是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俞大猷的军事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尽管他多次立下赫赫战功，但也曾受到掣肘，有功少赏甚至受贬问罪。尽管如此，他仍然心怀忠诚，始终为国家着想。他擅长水战，能在水上歼灭敌人，而他的水战策略和对海防的理解，使他被誉为“海军创始人”。
戚继光也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将领，他发明了“偏箱车”，并设立了混成旅，展示了他的创新精神和军事才能。他的战术精湛，曾研究出许多有效的战术，但由于与蒙古人和解，这些战术没有经过实战的考验。尽管如此，他的军事才能仍然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在俞大猷和戚继光的军事生涯中，他们都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意志。他们的治军有方，赏罚分明，得到了士兵们的尊敬和信任。他们的军事思想深邃，不仅关注眼前的胜利，更谋划长治久安之策。他们的生涯中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们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俞大猷和戚继光都是伟大的军事将领，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明朝的边疆安全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的故事将永远被后人传颂，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他们的事迹告诉我们，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勇气，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取得胜利。明代的边疆守护者：俞大猷与戚继光的军事智慧与胆识
在明代动荡的边疆局势中，两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俞大猷和戚继光以其卓越的军事智慧和胆识，成为边疆的守护者。他们深知赏罚二字的重要性，并强调赏罚严明对于鼓舞士气、维持军纪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赏罚二字乃“至要之方”，强调赏在先，罚在后。他们理解士兵的辛劳，深知只有真心关怀士兵，给予鼓舞之恩，才能真正收服士兵的心。
俞大猷在平海卫之战中的表现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面对缺粮的困境，他不得不拆毁民房建营垒，命令军队采麦子充饥，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计定后战，运筹帷幄，为战争的胜利立下大功。尽管遭受一些指责，但他一生以扫除倭患为己任，驰骋沙场，无愧于自己的职责。他的军纪之严，从他与民争食的举动中可见一斑。
相比之下，戚继光同样有着不凡的军事才能。他注重结营布阵，锻炼筋骨，更重视训练士兵们的纪律观念。他接受孙武等古代军事家的思想，以严酷的手段对待违犯军纪者。戚继光的五个儿子中，尽管有人因违犯军纪而遭到严厉的惩罚，但这正是戚继光治军的铁腕所在。戚继光的军事才华和卓越的战绩，令朝野上下对他和他的军队刮目相看。
在军事训练中，俞大猷和戚继光都重视练胆。俞大猷首倡“练胆”，他认为练兵必先练胆，练胆必先教技。戚继光则提出“练胆气乃练之本也”，他强调从练心入手解决胆气问题。他们的军备思想也各有特色。俞大猷要求兵精械利，用部队的质量代替数量；而戚继光更看到问题的要害，他认为帝国的军队需要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因此数量的多寡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
这两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以其铁的纪律和军事智慧，训练出了铁的军队。他们卓越的战绩不仅令朝野上下刮目相看，更是明代边疆得以安宁的重要保障。他们的军事思想和胆识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在历史的长河中，两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俞大猷和戚继光，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在中国军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不仅在战场上展现出高超的军事指挥能力，而且在军事思想、著述方面也有着深厚的造诣。
俞大猷，一位深谙军事战略的大师，他所创建的精锐部队，领取优厚的军饷，却无法与社会其他部门交融。他的军事团体更像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浮动单位，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而非解决已有的社会问题。从这一点来看，戚继光的军备思想似乎更为贴合实际，更加注重实效性。
在军事思想方面，俞大猷的政治素质和战略头脑无疑更为出色。谭纶评价他“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将其与霍光、文天祥、于谦等杰出人物相提并论。而戚继光则以练兵著称，更注重实战效果。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往往更看重将领的勇猛善战，而对战前的谋划、后勤补给以及战后的安抚教化相对忽视。像俞大猷这样的“先计后战，不贪近功”的将领，在人们的评价中往往吃亏。这种情况，如同后人评论汉初“三杰”，更钦佩韩信，而忽视了张良、萧何。
俞大猷继承了我国军事思想的优良传统，为发展古代军事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著作包括《兵法发微》、《剑经》等，这些书籍连同其他诗文杂著，被其记室李杜汇编为《正气堂集》。这部集子融合了军事、哲学、文化、武术训练和兵器发明，是传世之作。其中，《剑经》堪称中华武术的经典之作，《兵法发微》则阐述了军事科学的遗产。
相比之下，戚继光的影响力无疑更大。他的著作《明史·戚继光传》以及《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集中体现了他独到的军事思想。特别是《纪效新书》，作为第一部专门研究军事训练的兵书，是戚继光训练“戚家军”的成功经验之作。《练兵实纪》则更侧重于论述在北方作战的特点与经验。这两部著作一经问世，便受到了朝野的重视，成为明代最重要的军事著作。它们多次出版，流传广泛，甚至远传至朝鲜和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俞大猷所教授的武术技艺被载入了他的“武林秘籍”——《剑经》中。戚继光对《剑经》赞不绝口，并将其用于训练戚家军。《纪效新书》收录了《剑经》的全文，使其得以广泛流传，影响深远。
除了军事著作，戚继光还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他的诗文在当时颇有名气，《止止堂集》便是他文学成就的集结。这部集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他在戎马生涯中写下的诗文汇集，另一部分是学习前人的兵学著作以及儒家学说的体会文章。有人评价他“把儒家思想揉进军事思想当中，从而推动了军事科学的发展”。
俞大猷和戚继光都是杰出的军事家、思想家和文化人。他们的军事才能、哲学思想以及文化素养，共同构成了他们在中国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们的著作和事迹，将永远流传于世，启迪后人。《柳亭诗话》中提及戚继光的武功卓越，其诗歌亦有所长。细读戚继光的诗作，如《登盘山绝顶》，可见其将略与诗才并重。诗中的“霜角一声草木哀”，不仅描绘了登山的景象，更透露出一种将军的威武与豪情。再如《江楼》一诗，将秋天的景色与江楼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宁静而潇洒的意境。而《行边述》则描绘了春天的美景与边疆的战事，展现了诗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战事的关注。在《马上作》中，戚继光更是以马背上的视角，展现了自己驰骋沙场、为国效力的决心。
与此俞大猷也是一位著名的儒将和诗人。他的诗作质朴浑雄，以爱国咏武为主题，如《舟师》一诗，描绘了一场激烈的海战，展现出诗人的豪情壮志和爱国之情。俞大猷还善于写物，如《咏牡丹》一诗，展现了他的独特审美。
俞大猷的诗歌更显得厚重，文采斐然。相比之下，戚继光的诗歌则显得平实淡然。这可能与两人的性格和经历有关。俞大猷从小受儒家思想影响，注重文学修养，而戚继光虽也善于作诗，但更偏重于军事。两人都结交了许多文人墨客，如徐渭和王世贞，这些文人的赞赏和推崇也让戚继光的诗歌名声更盛。从历史贡献来看，两人在武功和文学上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
俞大猷不仅是一位武功高强的将领，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剑术、射术、拳术可谓天下无敌。他敢于单骑简从深入敌境，靠的就是他过人的武艺。他在武术发展史中丰富了南拳和俞家棍法，并传奇地将棍法传回嵩山少林。
在厦门五老峰，俞大猷留下了许多诗篇。这些诗作不仅展现了他的诗歌才华，更体现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关心。其中一首写道：“借问浮云云不语，为谁东去为谁西。”这不仅是对自然的描绘，更是对人生迷茫和探索的感慨。
戚继光和俞大猷都是文武双全的人才。他们的诗歌展现了他们的才华和情怀，他们的武功则为国家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的生活和创作，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更为我们展现了古代武将的英勇与风采。在泉州河市，1994年嵩山少林武术代表团专程拜访了俞大猷的故乡，并在俞大猷公园内立下了纪念碑。这里所纪念的，不仅仅是一位武术大师，更是一个时代的英雄。
戚继光，这位名将之子，自幼跟随父亲戚景通习武，深得家传武术之精髓。棍、刀、枪、叉等技艺，他无一不精。但他并不满足于家传武学，更重视拳法的研究。他遍访名师，吸取各家之长，融合各派招法，为了精进拳法，甚至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寻找高人指教。最终，他创造了一套完整实用的“戚家拳”，其技艺之精湛，达到了“势势相承、微妙莫测”的高超境界。
戚继光的武学造诣不仅仅局限于家传武艺，他对枪法和棍法也有深入研究。他的枪法被公认为第一流，但他仍不断探索，追求新的突破。他还向俞大猷学习棍法，虚心求教名家唐顺之。戚继光的武学研究，使战争年代的格斗搏击之术和平时的健身强体之术融为一体，丰富了武术的内容，并得到了发展。
在与倭寇的战斗中，戚继光发现倭寇使用的倭刀具有实战价值，他借此灵感，结合《日本古刀谱》，创制了《辛酉刀法》。为了应对日本的长刀，他更是独具匠心，将民间晒衣用的“竹杈”改良为兵器，专破日本长刀。这一创新在戚家军中广泛应用，大败倭刀，取得了重大胜利。
戚继光的武学研究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有关他品德的议论中，最为人所关注的莫过于他与张居正的关系。尽管有人质疑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的动机，但张居正欣赏戚继光的军事才能并器重之却是事实。戚继光的送礼，或许是对知己、对张居正知遇之恩的一种报答。而且，他的豪爽性格使得他在朋友困难时常常慷慨解囊，这也导致了他自己的生活并不富裕。
董承诏在《戚大将军孟诸公小传》中描述戚继光“四提将印，佩玉三十余年，野无成田，囊无宿镪，唯集书数千卷而已。”这位大帅虽然富贵显赫，但却穷得连给自己买药治病的钱都没有。他的生活简朴，将所有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戚继光，这位曾率领军队屡次驱逐外敌的英雄，一生中的经历可谓丰富而复杂。他在军中纳过三姬、育有五子，这样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难以积累大量财富。说他一贫如洗也不尽准确。明朝的官员俸禄虽低，但戚继光戎马生涯四十余年，作为边关重将，必然有所积蓄。否则，他又怎能承担得起修建蓬莱阁、建筑家祠的费用呢？
长期劳心劳力，使他在军中染上了肺病。万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缺钱买药的戚继光突然病逝，估计死因是肺结核，在那个时代，这种病还是绝症。
另一件令人关注的事件是张居正的逝世，无论是对于当时的政局，还是对于戚继光本人，都是一次重大的影响。《明史》记载，张居正死后半年，戚继光因种种原因被调到广东，心中郁郁不得志，一年后便称病辞职。张居正的死亡对戚继光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正如曾被张居正逐出朝门的汪道昆所言，“张公之祸在所难免，因为揽大权在手”。张居正当权被视为天子的失位，功高震主，权重遭忌。这是张居正无法逃脱的必由之路。被张居正驱逐出朝的前首辅高拱在临死前曾写《病榻遗言》，其中涉及到万历元年的“王大臣案”，有人认为这是张居正为了陷害他所设下的阴谋，而那个王大臣，则是戚继光的部下。
关于王大臣是否戚继光的部下，当时无人能说清楚。戚继光与张居正关系好是事实，但说戚继光助张居正谋反却难以让人信服。万历皇帝恐怕也不相信戚继光有“助逆”行为。但戚继光在北京北部统帅数万雄兵，即使没有谋反之心，也有谋反的能力。给事中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弹劾戚继光。
在他去世前三个月的某一天，御史傅光宅上疏万历皇帝请求重新起用戚继光。万历皇帝对此并不认可，并给予了傅光宅罚俸两年的处分。此后，便再也没有人敢在朝中提及戚继光了。这位抗倭名将、民族英雄被自己所效忠的视为寇仇的悲剧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明王朝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朝廷的冷漠与老百姓对戚继光的怀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民众自发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戚继光的怀念之情如民间文学、戏剧、舞蹈、美术、武术等都有丰富的内容。此外民间还流传有大量的民谣、儿歌。戚继光在民间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纪念形式之多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戚继光去世两年后他的儿子戚祚国到北京请求皇帝恩准恤典万历皇帝这才同意下诏祭奠戚继光赠予他“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的荣誉谥号“武毅”。这一规格比俞大猷的“光禄大夫后军都督同知赠左都督”谥号“武襄”要高得多甚至连于谦也只有“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的荣誉。
祭文中对戚继光的评价极高但是朝廷在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才颁布祭文本身就很能说明朝廷对戚继光的态度。如此说来祭文中说得再好又有什么意思呢？
回顾戚继光的一生他遭遇了许多不公和误解。与此同时明代重文轻武的大环境也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军事上的胜利往往被当地抚督所占据功劳带兵的武将往往难以得到应有的战功认可。如果战事失利文官则可以轻易将责任推到武将身上。尽管如此戚继光等抗倭名将的英勇事迹和贡献将永远被人民铭记和怀念。在历史的长河中，明朝的两位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都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忠诚的国家情怀著称。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处世方式却展现了截然不同的风貌。
俞大猷，一位正直无私的将领，以古贤豪自期，既不迎合权贵，也不讨好上司。他坚持原则，不入浑浊的官场，因此遭到嫉恨和排挤。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报国之志，反而多次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为国家和民族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亲自平定海南，对俘��he者的处置凸显了他的人格高尚——散余党二万，不戮一人。俞大猷的胸怀和胆识，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完人。
戚继光则是一位善于权谋的将领。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但也因此引来了嫉妒和猜疑。朝廷对他是否忠心耿耿有所怀疑，尽管他手握重兵，但仍然要应对来自朝廷的制约和掣肘。他在《练兵条议疏》中的抱怨，反映了这种困境。戚继光也有他的过人之处，他的威名震寰宇，当张居正、谭纶等重臣在朝时，他的军事行动得以顺利进行。
这两位将领的异同之处，除了军事才能之外，更体现在他们的处世态度和人格魅力上。俞大猷的为人正直、不计名利得失、胸怀国家的大局观让人敬佩。而戚继光的军事才能和影响力也不容小觑，但他的成功更多地依赖于与朝廷重臣的合作和协调。
至于谁品行更好，这是一个主观的问题。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俞大猷的忠诚、正直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他的事迹展现了一个真正的将领应有的品质——为国家利益而努力，不计个人得失，坚守原则。而戚继光虽然也有其过人之处，但他的成功更多地依赖于权谋和人际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俞大猷的品行无疑更加令人敬佩。
俞大猷和戚继光都是明朝杰出的将领，他们的军事才能和贡献都得到了历史的认可。但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处世方式却展现了不同的风貌。在历史的长河中，俞大猷的忠诚、正直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更加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