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水事件_泗水事件名词解释考研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事件如同璀璨的星辰，让人仰望、让人思考。泗水事件，便是其中之一。此时的孙策，已经凭借强大的水军成为江东的霸主，他的势力范围遍布整个江东地区，可谓是一方枭雄。英雄也有致命的失误，错杀兄弟便是孙策无法挽回的遗憾。
在遥远的清朝末年，济南龙窝村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一家人在不经意间将亡人葬在了龙穴之上，引发了朝廷的极度恐慌。在那个年代，人们迷信重大事件前上天会有所预示，特别是皇帝，更是害怕有人篡夺王位。朝廷设有星象高手观测天象，以预防不测。
某天晚上，星官们惊奇的发现西南方向有微弱的亮光，疑似真龙即将出世的异象。这引起了皇帝的震惊和朝廷的混乱。经过一番调查，终于找到了那处神秘的龙穴。这一切，都源于一只黑狗天天趴在坟头上引发的奇异事件。
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另一个事件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大泽乡起义。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胡亥登基的元年，900名戍卒聚集在蕲县大泽乡。此时正值夏末秋初，大雨如注，他们被困在泥淖之中，无法前行。面对前方的困境和身后的秦吏，他们陷入了绝境。数月之后，这些戍卒中的一介贱民陈胜，居然在洛阳以东的陈县建号称王，掀起了反抗秦朝的起义。陈胜吴广起义的历史被司马迁记录在《史记》中，留下了许多至今无法解决的疑问与争论。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这个出身卑微的领导者不仅领导了起义，而且展现了他的智慧和胆识。他的事迹鼓舞了无数后人，成为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他的故事流传至今，激励着我们追求自由、反抗压迫。
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事件和人物等待我们去发掘、去研究。他们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们的前行之路。而我们，也应该珍惜这些历史遗产，传承这些精神力量，为未来的道路注入更多的活力与希望。《史记·陈涉世家》中描绘了陈胜这一历史人物的传奇一生。根据三国史学家韦昭的注释，陈胜的故乡阳城在秦朝的颍川郡，即今天的河南省登封市东南面。关于陈胜的出身和身份，历史文献中存在一些矛盾和争议。
陈胜被称为楚人，这一身份并非自封。无论是与他敌对的秦朝，还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都一致认定陈胜是楚人。陈胜首事反秦后，他的言行举止，以及他所领导的起义军的口号，都体现出他对楚文化的认同。秦末乱世的风云人物多数人的政治立场都倾向于覆亡的故国，这也进一步印证了陈胜为楚人的身份特征。
陈胜是颍川阳城人的说法却存在一些疑问。陈胜被秦朝征发戍边时，其目的地是渔阳，位于今天的北京市东北方。如果他真的来自颍川阳城，为了避免秦法的严厉惩罚，他应该会选择直接前往东北。他却现身于颍川东南数百里的蕲县大泽乡，这一点令人费解。
关于陈胜的故里问题，《史记》中的记载提到了“闾左谪戍”。要寻找陈胜的里籍并解释他为何从家乡来到蕲县大泽乡，“闾左”成为了一个关键的线索。“闾左”的含义在历史文献中并不清晰，对后世研究者来说是一个难题。卢南乔先生在《“闾左”辨疑》一文中提出，“闾左”可能是指“亡命”之人。
陈胜的身份和故里问题一直是历史学者研究的热点。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的记录，更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历史话题。他的出身、他的选择、他的起义，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这些争议和谜团，也让他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激发人们去探索历史的欲望。
在探讨陈胜的身份和故里问题时，我们不仅要看《史记》等历史文献的记载，还要结合考古发现、民俗传说等多方面的证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地了解陈胜这一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解开这些历史谜团。而这些努力，也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陈涉昔日曾以佣耕为生，然而后来却因某种原因，被列入了“闾左”的名义，实际上是以“谪戍”的身份前往渔阳。这一过程看似自然，实则反映了陈涉身陷亡命之罪的困境。身为“闾左”之人，他被强制征戍。对此，《“闾左”辨疑》一文进行了深入探讨。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时期，因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兵力不足，汉武帝将七类人纳入谪戍之列，以增援前线。这七类人包括有罪官吏、逃籍者、赘婿、商人等。类似地，汉代的晁错在《守备边塞疏》中提到秦朝也有类似的谪戍制度。
通过对比西汉的“七科谪”，秦朝的谪戍人群中有六类与汉代相同，但其中一类“闾左”却是秦代的特定称谓。部分学者据此推测秦代的“闾左”即汉代的“亡命”，意指逃离户籍、逃避国家责任的人。基于此，有人推测陈胜的原籍可能是河南，后迁居安徽，甚至有人认为他直接落户于安徽宿县。
笔者对此浅见并不完全认同。卢南乔先生的《“闾左”辨疑》虽然用文献比勘的方法论证了“闾左”即“亡命”，但似乎并未深入理解秦、汉两朝谪戍制度的政策制定原理。实际上，无论是秦还是汉，“七科谪”所涵盖的人群范围呈现出一个逐渐扩大的趋势，“七科”指的是征发戍卒的极限范围。
那么，最初遭到谪戍的是哪些人呢？应是带有行政处罚色彩的徭戍的犯罪官员。接下来便是“亡命”和“赘婿”。国家通过户籍管理制度掌握人力资源，征收赋税、摊派徭役。逃离户籍的人意味着逸出了的控制，逃避了法定义务。“亡命”这类逃避国家责任的“游民”被处以谪戍，是维护公共权力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
而关于“赘婿”，清代学者钱大昕解释，起初是平民将子嗣抵押给豪族，无力赎身后沦为奴隶，主家再为之婚配，形成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被称为“赘婿”。他们和亡命一样，都会造成国家人力资源的流失。春秋晚期，世卿豪族通过控制隐民来倾覆公室，这也提醒商鞅在秦孝公时主持变法改革，制定了针对这种情况的制度。
“闾左”并非等同于“亡命”。在理解秦、汉两朝的谪戍制度时，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讨其政策制定原理，而非仅从表面字义出发。这两条措施的核心目标在于重塑农户与封建领主之间的关系，创建更多独立的小农家庭，以此扩大征用人力和征收财税的基础。在此背景下，审视赘婿行为，可见其实际上是主动放弃自耕农独立身份，重建与豪族领主的依附关系，这在秦朝及其继承者汉朝是被视为背离历史发展趋势的行为，因此对此类人群施以惩罚。
对于商民被纳入谪戍范围的问题，同样可以从维护小农经济的角度来理解。小农经济面临的两大威胁，一是封建领主的压迫，二是商贾的剥削。商贾的剥削导致农民离弃农村，寻求更为轻松的生活方式，这威胁到了耕战立国的基本国策。将商民纳入谪戍之列，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一部分。
在秦、汉时期，犯官、亡命、赘婿和商民是谪戍制度的主要针对对象。这些人群因其不同程度上侵蚀国家权力基础，造成社会混乱，被纳入谪戍的行政处罚范围。
以秦朝为例，《史记》记载，秦始皇在公元前214年谪戍逃籍者、赘婿和商民前往边地。随着国家兵源紧张和财政困难的问题加剧，谪戍的范围逐渐扩大。秦朝末期，驻守北方的常备兵力、南下的征战以及各类徭役所需人力巨大，仅仅依靠原有的谪戍人群无法满足需求，因此扩大了谪戍的范围。
之所以选择扩大谪戍范围而非采用正常的徭戍，是因为谪戍是无偿的，戍守者在戍边期间不享受军功爵制的优待，而且谪戍期也不能冲抵他本应服的徭役。换言之，扩大谪戍范围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征用人力的成本。
汉武帝时期的“七科谪”实际上沿用了秦朝的做法。当时，汉朝在西域和匈奴两线作战，兵力捉襟见肘。汉武帝担心撤回远征军将极大折损汉朝在西域各国中的威信，于是以“七科谪”的方式增发戍卒。但的民力滥用总有临界点，一旦超过这个临界点，百姓可能会激而生变。
秦朝在谪戍范围上走得更远，甚至将闾里平民纳入其中。闾里之左在秦俗中被视为居之不祥，只能由弱势的平民居住。当谪戍制度泛滥到随意征用闾里平民的程度时，秦朝赖以立国的小农经济必将崩溃。陈胜作为一个被人佣更的贫雇农被秦朝以谪戍的名义征集到大泽乡，并非他个人的罪行，而是秦朝横征暴敛的结果。“闾左”的身份并不能说明陈胜曾经逃亡或迁居于安徽。秦、汉时期的谪戍制度及其演变反映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变化以及国家政策的调整与变迁。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为旗，在泗州蕲县的广袤土地上燃起反抗的烽火。短短数月，烽火燎原，汇聚成势不可挡的起义洪流。这支起义军既像泥石流般裹挟平民，反秦抗暴，又像锐利的剑刃，在攻城略地的征战中斩断秦朝的统治链。
而在这些起义军中，有一群特殊的政治军事集团，他们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项梁、项羽久居吴中，依托江东子弟建立起反秦的最初骨干力量；刘邦崛起于淮泗，依靠丰沛功臣集团为他打天下；田儋则凭借田齐故地的力量，逐鹿中原。
那么，陈胜又是如何崛起的呢？他的起义中坚力量又来自何方？
当我们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时，自然会联想到最初与陈胜在大泽乡并肩战斗的900名戍卒。那么，这900人究竟来自何处呢？
部分研究者如马道魁先生相信，这900人中的大部分可能来自安徽淮北的泗水郡。从陈胜起义军队的骨干成员的籍贯来看，如符离（今安徽省宿县符离镇）的葛婴、朱鸡石，铚（今安徽潍溪县临涣集）的伍徐、宋留、董绁等人，都是安徽淮北地区的人。这从侧面证实了九百戍卒很可能是在安徽泗水郡一带征发的。
仔细研读《史记·陈涉世家》中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陈胜初立时，秦嘉、董绁、朱鸡石等人并非陈胜的部属，他们举兵反秦的行为被称为“特起”。这里的“特起”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新起，意味着他们在陈胜起义之后，独立发起了反抗行动；二是单独行动，表明他们与陈胜的起义军并没有直接的统属关系。
当陈胜听闻秦嘉等人攻郯的消息后，他试图将这支义军编入自己的麾下，但遭到了拒绝。这也进一步证明陈胜在泗水郡并没有显著的人望。大泽乡起义成功后，陈胜迅速做出了战略部署，命令一路义军向东略地，指挥官是泗水郡符离县的葛婴；另一路在陈胜的亲自率领下向西攻击。
秦嘉等人在陈胜称王后并未臣服于他。他们公开与陈胜争夺反秦起义的主导权。尽管葛婴后来失败被杀，但秦嘉为首的郯下义军仍持续与陈胜为难。甚至在陈胜被迫撤出陈县后，秦嘉等人仍坚持抗争。
陈胜的起义军虽然声势浩大，但其核心力量并非全部来自泗水郡或其周边地区。在起义的过程中，各地的反抗力量汇聚在一起，共同为推翻暴秦而奋斗。而陈胜与秦嘉等人的斗争也反映了起义军内部的复杂性和斗争性。陈胜起义之初，秦嘉拥立景驹为新的楚王，接替葛婴的遗志与陈胜形成对峙局面。这背后似乎隐藏着泗水将领的暗中支持，他们似乎并不甘心服从陈胜的领导，暗自谋划着自己的势力范围。
陈胜起义的初期，便与葛婴分道扬镳，各自发展。葛婴东进，而陈胜西征的义军中，并未涌现出泗水籍的高级将领。被陈胜重用的将领，无一例外都是陈郡人。
陈胜称王后，他的军队分三路进攻。他任命了五位文武重臣，这五位重臣无一例外都是陈郡人。其中，陈人武臣与陈胜的交情深厚，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暗示着陈胜在起义前曾在陈郡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对陈郡的人物了如指掌。
张耳、陈余两位大梁名士，在秦朝时期被重金悬赏抓捕。为了躲避追捕，他们隐匿于陈郡。司马迁的记载显示，陈胜称王前早已与二人有所交往，这也进一步证明陈胜曾是陈郡人，对陈郡的人物故事十分熟悉。
与此我们注意到泗水将领对陈胜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而陈郡的豪杰却热烈拥戴陈胜。这种对比鲜明的情况让人深思。陈郡的豪杰不仅支持陈胜称王，还向他推荐蔡赐作为辅佐。
以上种种迹象都表明陈胜在陈郡有着深厚的人脉基础和复杂的社交网络。这些已经不能简单地用陈胜出身陈郡来解释。曾文祥在《陈胜新论》中提到的陈胜有字的现象也为我们研究他的出身提供了新的线索。虽然字是士以上阶层的身份标志，但自春秋晚期以来，平民也有机会晋升为士，取字并不再是贵族的特权。例如孔门弟子的记载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把陈胜仅仅看作是一个普通的雇农，那么他身上的许多特征都与之不符。他的社交网络、人脉基础以及他所熟悉的陈氏名士都暗示着他可能有着更为复杂的出身和经历。他的身份之谜令人不禁产生深深的怀疑，他的过去是否隐藏着更多的故事和秘密？在历史的长河中，陈胜的时代已经悄然降临。这是一个为平民百姓准备的时代，一个他们能够参与政治、执掌国家大权的时代。汉高祖刘邦，这位地地道道的草鞋皇帝，即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他的亲兄弟刘交，字游，是历史上平民百姓中的佼佼者，他的人生轨迹，打破了平民不能取字的固有观念。
刘交的故事，实际上是对一种生活态度的诠释。他热爱学习，拥有广博的才艺，他的字游，体现了他出门游学的经历。这让我们明白，知识改变命运，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反观刘邦，虽然他在发迹前并未有显赫的字，但他的生平告诉我们，即使没有优越的教育背景，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的逆袭。
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陈胜。陈胜的字，一直是个谜团。他早年为人佣耕，这样的身份似乎并不可能拥有字。但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他的谈吐举止，就会发现他与真正的平民有着天壤之别。他的言语之间流露出的是一种贵族的气质，这与他在田间地头劳作的身份极不相符。他的字，或许正是他贵族家族的赐予。
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韩信。韩信并非无字，而是他的字史籍失载。他是个如假包换的没落贵族，他的言行举止中透露出的是一种贵族的情结。他的身份，再一次证明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鸿沟。
我们也要看到，历史是充满变数的。陈胜虽然早年生活困苦，但他的鸿鹄之志，使他超越了平庸的生活。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即使身处底层，也不能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这个时代的英雄，无论是刘邦、刘交、陈胜还是韩信，他们的故事都充满了波折与奋斗。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努力，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他们的故事，也将永远被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中。《史记中的陈胜》——揭示一个非凡的农民起义领袖
虽然陈胜口称“无相忘”，但他的内心所追求的，并非简单的富贵共享，而是志存高远，心怀天下。他的同伴们嘲笑他异想天开，如同屠中少年羞辱韩信，这是一种平民与破落贵族之间本质的差别。陈胜的“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正是对这种差别的深刻感叹。
当陈胜成为领袖后，他曾经的故友在他面前喋喋不休地提起他们共同耕田的日子，陈胜却毫不留情地对他下了杀手。我们不必指责陈胜的薄情，因为他们本就不是一路人。陈胜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他内心志趣抱负与眼光见识的体现。他想要斩断的，正是这种无法理解的差异所带来的误解和困扰。
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当陈胜还是一名佣耕者时，他“怅恨久之”。这个怅恨并非普通的农民所能有，它揭示出陈胜的内心并非简单的农民身份所能定义。就像刘邦在咸阳瞻仰秦始皇时表现出的钦佩和艳羡，那种梦想成为贵族的渴望是无法掩饰的。而陈胜的怅恨则显示出他内心深处的不甘和壮志。
陈胜不仅抱负远大，不甘沉沦，他的反秦起义手段也绝非一般平民所能想到。他的“鱼腹藏书”策略，实际上是借鉴了古代贵族政治经验和对时政的细微观察的结果。他对秦朝高层权力斗争的了解，对时政的洞若观火，都显示了他并非普通的贫雇农。
种种迹象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陈胜并非一个简单的贫雇农，他有着更为深厚的背景。他的或许是一个失落的贵族。他的里籍——阳城，是楚国贵族的聚居地，这里曾经是贵族封君的采邑。
陈胜之所以能从一名佣耕者成长为起义领袖，不仅因为他的贵族家庭的政治经验，更因为他留心时政、获取信息的能力。他的智慧、眼光和胆识都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领袖。他不仅能想到鱼腹藏书这样的策略，还能对秦朝高层权力斗争做出准确的判断。这些都不是一个普通的贫雇农所能做到的。
揭开陈胜真实身分的关键就在他的里籍——阳城。这里是楚国贵族的聚居地，也是陈胜成长和发展的土壤。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贫雇农的崛起，更是一个失落贵族的复兴。他的起义，是对命运的挑战，也是对失去荣耀的夺回。正如《英雄本色》里的小马哥所说：“我忍了三年，就是想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这就是陈胜的真实写照。谭先生所探讨的阳城（指商水阳城）在汉代是一个侯国的议题颇具深意。此侯国始建于宣帝地节时期，在此之前，虽然早有阳城之名，但并不意味着已经建立了阳城县。实际上，在西汉时期，列侯封国往往只是一乡一亭，并不能断言所有侯国都是县。这一点在《陈胜乡里阳城考》中得到了阐述。
对于谭先生的观点，存在两点值得商榷的理由。谭先生的论述成文时间较早，那时的商水阳城考古发掘尚未进行。直到1980年，商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商水阳城进行了深入的考古挖掘，揭示出这座古城的内城、外城构造，以及城垣的迭压关系，从而确定此城始建于战国晚期。
如果阳城在秦代仅是一乡一亭，那么如此大规模的古城遗址又如何解释呢？显然，谭先生的观点需要进一步的考量。他主要关注了商水阳城的自然地理条件，认为它不如南阳方城一带为交通要冲，因而更可能是阳城所在。这一分析忽视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商水阳城之所以能在战国末年崛起为巨邑，实因楚国迁都陈县的特殊历史条件。正如东汉南阳因光武帝刘秀出生于此而繁荣，商水阳城的繁荣也是由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
楚国覆亡后，聚居阳城的楚系贵族可能遭到秦朝的迁徙和打压，导致阳城衰落。至西汉地节年间，阳城仅余千户人口，这是历史发展的合理结果。谭先生虽注意到阳城的衰落，但未深入探究其背后的历史变迁和原因。
关于商水阳城和陈胜身世的关系，据田成方《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所述，以地名（包括国名）为氏的大部分来自楚国的外来宗族。陈胜很可能出身于陈国公族的后裔。到大泽乡起义时，陈国已灭亡近三个世纪，但陈国公族后裔仍有残余的政治资本。秦汉时期的布衣游侠虽经济拮据，但社会能量惊人。陈胜交游广阔、消息灵通，颇似一位布衣游侠。他在陈郡的倾心力推戴下挥师克陈，展示了他的非凡影响力。
谭先生对于阳城的探讨有其独到之处，但深入研究和考古发现揭示出更多丰富的历史细节和背景。商水阳城的历史演变以及陈胜的身世背景，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