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咪事件簿赤黑(名侦探猫咪事件簿)
关于朱西甯先生，我们只能通过照片和传闻来认识这位陌生人了。他的头发花白，据说不到四十岁就已经如此。身材清瘦，一生体重从未超过百斤。他常戴一副黑框眼镜，表情淡泊。据说他的一生都是如此淡泊，经历过山河破碎、生离死别、久别重逢，甚至面对死亡也如此淡泊，鲜有特别激动的时刻。
我们只能依靠一则又一则的“据说”来了解这位名叫朱西甯的先生。他是1949年随赴台的200万人中的一员。凭借早年的才气，他在军队中被誉为“军中三剑客”之一，曾受到孙立人将军的赏识。对于此岸的人来说，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站错了队伍；对于彼岸的台湾来说，他则被视为“那边来的人”，并不受欢迎。
人生的前半段，朱西甯经历了许多的波折和变迁，正如歌曲所唱：“归去来兮，老友将芜，一去便不堪回首，转眼就白头。”而在人生的后半段，他娶了台湾客家妻子，育有三个漂亮的女儿，其中朱天文和朱天心在声名上甚至超越了他。
作为小说家，朱西甯的书写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对待。他的早期作品《铁浆》、《旱魃》终于在近期由理想国出版。在首发现场，出版社给出了“民国一位小说家”和“小说家的返乡之路”的标题。对于这位祖籍山东、生于江苏、死于台湾的小说家来说，通过半个世纪前的文字还乡是一条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繁体需要转化为简体，沧海桑田的变化使得山河已非旧日景象，但故乡的痕迹却无比顽固。
朱西甯的笔下会描绘出独特的乡村景象和人物情感。例如，他会使用“棒子棵”、“肚子上的痞块”等生动的乡土词汇，而不是抽象的“玉米秸秆”和“肝腹水”。当他表达愤怒时，一生都不擅长大声讲话的朱西甯会借助粗野、乡土、下流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台湾话中柔和却缺乏攻击力的语言。
台湾作家刘大任读《铁浆》时惊叹于其中鲁迅与吴组缃的传承。那是台湾近乎失传的“灰色传统”，单纯的怀乡文学里会有诸多浓得化不开的愁绪和抒情。朱西甯的写作不仅有批判和反省，更有作为书写者的冷眼旁观。他同情笔下人物的悲苦命运，但也不掩饰他们的愚蠢和麻木。
有人目光更为独到。1965年，张爱玲给朱西甯寄来了第一封信，评价他的写作：“《铁浆》这样富于乡土气氛，与大家不大知道的我们的民族性，例如像战国时代的血性，在我看来是我与多数国人失去了的错过的一切。”九年后，胡兰成读到这封短笺，亦感叹：“还是张爱玲顶会看文章。”
失去和错过的总会在时光的长河中重逢。今年是朱西甯逝世20周年，他的旧书出版，女儿朱天文和朱天心来大陆拍摄关于父亲的纪录片。10月26日，她们与朱西甯的同乡莫言见面，谈论了许多之后，莫言突然松弛下来笑着说：“咱们三个写得都不如朱先生啊。”这使得62岁的朱天文和60岁的朱天心内心都产生一种迫切感。深秋北京枝叶飘零，章诒和说出“我们啊，都是替父辈不平的女儿们”，顿时让一屋子的人眼眶红红，无法抑制内心的情绪。他们那一代的故事、梦想和热血都让人深感钦佩。乡关何处：朱西甯与台湾的乡愁记忆
在台北景美家的后山，朱西甯，这位天文天心姐妹口中的“大大”，在岁月的长河中，用乡愁编织了他的一生。每当春节来临，他总能唤起家人对老家风物的回忆，那些关于梨、枣、山楂和桑葚的记忆，仿佛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在岁月的流转中愈发清晰。
朱西甯，这位山东临朐的游子，生于江苏宿迁，一生流离迁徙。他常常与家人分享自己的童年记忆，那时的家乡有愚顽的故土、神鬼的传说、无边无际的棉花地，以及永远讲不完的奶奶的故事。当他抵达台湾后，这些记忆仿佛被尘封在岁月的深处。
台湾的餐桌礼仪让作家阿城感叹：“真是山东农民！”朱家的家庭氛围让他感受到一种旧时大家庭的韵味。朱西甯却常常在饭桌上陷入沉思，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未了的梦——那个黄砂地的梦。每当看到富士山时，他总会自言自语：“为什么要去抢我们那种什么都辛苦的黄砂地。”对于父亲来说，那片黄砂地是他的根，是他的家乡。
朱天文和侯孝贤合作的电影《童年往事》中的片段让朱西甯感怀不已。影片中人们买家具一定要买竹子的，因为便宜且随时可弃。台湾的冬天穿不到厚棉袍，但不能丢，因为大陆的家总有一天要回去。朱西甯明白，对于他来说，那片遥远的家乡才是他的归宿。
台湾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朱西甯的固执和忠贞让他时常感到难过。他的学生、后来的女婿台湾作家唐诺记得，老师买房子的时候总是不开心，因为他觉得自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吗？女儿都长大了。这种心情的纠结和挣扎在朱西甯的写作中得到了释放。他的文字透明而真实，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自然主义因子。莫言在阅读朱西甯的作品时深感亲切，这种亲切既在时间之外也在空间之外。小说中的故事、传说、风俗习惯以及富有地方色彩的语言都让莫言备感震撼。
朱西甯的文字如同饕餮盛宴，吮吸着天地间的精华。“唐家寨子前的大水塘，已涸得板硬。”这样的语言泼辣而生动，属于那片遥远的华北平原。莫言羡慕这样的语言，感觉朱西甯的语言是从李贺的诗和郑板桥的书法中化出来的，犹如乱石铺街一样，石破天惊。
在这片远离家乡的土地上，朱西甯用文字诉说着他的乡愁和记忆。他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个人的情感和经历，更是关于一个时代的记忆和传承。他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那种对家乡的眷恋和向往，让我们明白，无论身在何处，心中的家乡永远是我们灵魂的归宿。寻觅语言中的故乡——朱西甯与莫言的写作奇缘
在文学的世界里，奇妙的缘分常常出现在不同的角落。当莫言笔下的《红高粱》与朱西甯的《旱魃》相遇，人们不禁惊叹两者之间的默契。尽管他们的人生经历完全不同，但在相同的叙事结构下，我们看到了两位作家共同追寻故乡的情感。莫言将朱西甯视为先驱，感慨道：“我庆幸现在才看到《旱魃》，否则我将失去写作《红高粱》的勇气。”
时空变幻，故乡的意义也随之丰富多样。在月底的首发仪式上，学者戴锦华深情地谈到朱西甯的书写，仿佛在其中看到了流亡与离散的强烈情感，同时也感受到了强烈的中国情怀和对两岸关系的深刻思考。活动主持人史航用“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来形容朱西甯的写作气质，如同岛屿上的珍贵记忆和眺望，为当代中文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参照。
朱西甯的作品如《旱魃》和《铁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正值我们民族经历巨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下，他的作品成为了一种对照和反思。孟昭有的故事是一个象征，描绘了争夺和争斗背后的残酷现实。朱西甯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往往充满荒谬和失去，但生活中的他却温和而安静。他将生活中的情绪都倾注在笔尖，流淌出狠辣而美丽的文字。
史航认为朱西甯最宝贵之处在于他对民族长久的凝视。就像鲁迅一样，人们关注的不是他的立场，而是他的目光所向。身为一名的基督徒，朱西甯的写作中却少见对立和仇恨，而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凝视。他的作品如同一位不屈的守望者，凝视着这片土地上的风云变幻。
作家虹影在伦敦大学亚非图书馆的地板上读完了朱西甯的所有作品，深受震撼。她在朱西甯的写作中看到了真实的自由，一种不受政治左右、纯文学的表达。朱西甯的作品里充满了同情和对世界的理解，总是对所谓的“恶”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理解。这样的取舍源自他对张爱玲的热爱，他的作品中有着张爱玲的影子，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在那个年代，世界运行的方式往往是残酷的，但朱西甯始终在写作中捍卫自己的不忍之心。他乡与故乡，都要多看一眼。这种选择源于他对人类情感的深刻理解和对文学的热爱。他带着一本张爱玲的《传奇》踏上了人生之路，将个人主义践行到极致，站在潮流之外，冷眼旁观，甚至云端上看世间厮杀。
朱西甯的作品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同时又有着独特的视角和表达。他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人性、情感和故事，同时也看到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和坚持。他的作品将成为永恒的经典，流传后世，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学生的乡愁与向往，往往汇聚于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对于朱西甯而言，张爱玲笔下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他乡思的源头，也是文学梦想的发源地。他的生活虽然颠沛流离，但对文学的热爱始终如一。
天文天心小时候，朱西甯多次讲述张爱玲在美国的故事。那种旁观者的视角，透露出无比珍贵的历史细节。朱西甯的书，让人们读到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文学韵味，让真正热爱文学的读者找到了共鸣。尽管世态人情在变迁，但人心、人性、人的状况始终未变，这些在朱先生的书中都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朱西甯的柔和正直礼仪，让他在一生中做出了许多令人钦佩的举动。他与胡兰成的友谊，虽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朱西甯始终坚定地站在了文学的立场。他欣赏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文学才华，即便外界对胡兰成有着诸多非议，甚至将他视为汉奸，但朱西甯始终保持着理智与清醒。
当胡兰成赴台时，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争议，朱西甯仍然选择将他接至家中，甚至请他在周末讲授《易经》和禅宗《碧岩录》。这样的举动让朱西甯几乎得罪了整个文坛，但他并不在乎。他深知自己的选择是为了文学，为了那些对文学充满热情的年轻人。这种对文学的执着与热爱，让朱西甯不惜冒着风险去支持那些被遗忘的文学巨匠。
朱西甯的善良与正直感动了很多人。胡兰成的女儿曾回忆，朱西甯对家人总是慷慨解囊，即便自己并不富裕。这种无私的奉献与付出，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与信仰。朱西甯知道他的声名可能会受到伤害，但他仍然选择这样做，因为他觉得吸引他的真的是文学。
胡兰成去世后，朱天心猜想父亲可能是最伤心的那个人。但朱西甯始终保持着淡淡的态度。当他与家人再次前往日本时，胡兰成的妻子佘爱珍亲自迎接他们。这位传奇女子用她独特的方式，替逝去的丈夫表达了对朱西甯的谢意。这种跨越时空的友谊与情感交流，让人们看到了真正的文学力量。
朱西甯是一个真正的文学信仰者。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文学的魅力和力量。他的故事让人们看到了文学的力量可以跨越时空、跨越争议，让人们感受到真正的情感交流与人性的光辉。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文学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友情、关于信仰、关于人性的故事。朱西甯与胡兰成：一段独特的文学缘分
在朱天心的眼中，父亲朱西甯是一位将文学视为生命的创作者。当遇到胡兰成后，父亲似乎将更多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这场文学供养之中。尽管外界更关注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纠葛，但在朱西甯心中，却有着更重的事。
战火和政治或许能够否定和驱逐一代人的存在，但文明却以它独特的方式延续。朱西甯以文学为柴薪，焚祭给胡兰成，坚定地认为文学能够给予他最终和最彻底的自由。他珍视胡兰成的学问，乐于见到女儿们和学生们取得成就，因此他鼓励她们全心全意去追求，其他的交由他来分担。
因不满胡兰成在台湾的遭遇，朱西甯曾写下《猎狐记》抒怀，以狐喻胡。此后，他积极帮助胡兰成出版著作，成立三三集刊，支持年轻人的文学理想。当时，朱西甯来者不拒，不厌其烦地批改学生的文章，热心推荐发表、参加比赛。那些年，朱家客厅常常灯火通明，学生们月底没饭吃时，便会心照不宣地到朱老师家。
朱天文回忆道，父亲似乎更倾向于做一名供养人，供养三三青年，供养胡兰成的讲学，供养自己的信仰中国化，甚至供养他认为创作能量已经超过他的两个女儿。在朱西甯看来，他没有资格论断别人，只有神才有这个资格。
至胡兰成去世的1981年，三三集刊共出28辑。朱西甯与三三青年们倾注的是一个古老的中国理想，他们心心念念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原乡。当三三最终决定解散时，青年们有了新的志趣和追求，而朱西甯只是默默地说了句“你们真狠心呀”。
这段供养关系在台湾文坛和影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天文后来结识了侯孝贤等一批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干将，开创了台湾影坛的一个夺目时代。当人们参加活动时提到“当年我去你家吃过饭”，学者戴锦华才发现那些文学教授、电影教授多数是当年的三三青年，是朱西甯默默供养长大的文学青年。
作为学生，唐诺一直不明白老师为何会对17、18岁的他们如此关照。如今他也到了老师的年纪，仍然没有找到答案。而林俊颖回忆初见朱西甯时，他温文儒雅，满头漂亮的白发。他认为朱老师在文学上特别能感触年轻人，因为文学是感性的，能让他们眼睛一亮、心头一暖。
朱西甯并未因供养他人而忽视自己的文学创作。他转身回到自己的文学世界，提笔书写《华太平家传》，耗尽后半生的心力。天文天心姐妹感到一份亏欠，她们将父亲视为供养人，却忽略了他作为创作者的身份。她们觉得父亲已经老去、衰颓，至少已经停顿。但无论如何，朱西甯的独献和影响力将永远留在台湾文学和影坛的星空之中。他们面对衰颓的静默与坚韧
在朱西甯的生命历程结束后的十几年，他的女儿朱天文见证了父亲每日无言的坚持。从楼上的书房到楼下，从客厅沙发的一角，他不断用笔记录下家族的记忆和历史的痕迹。每当完成五百字的稿纸，他都视为一次小小的胜利，当三十三万字的成果最终化为白蚁的食粮，那份心痛可想而知。但朱天心却深深被父亲的平静所打动，也许正是因为他不完美的作品，才被命运以这种方式收回。
《华太平家传》如同一次穿越时空的旅程，回到了清末民初的山东。朱西甯用文字回到故乡和童年，那些遥远的深情，尽管在台湾被视作外省人的记忆，但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或主义。他在承受他乡与故乡的疑问时，始终未表达愤怒或不甘，只是固执地守护自己的记忆。
当朱西甯在1979年初接到六姐的家书时，信中30年的沧桑巨变让一屋子的人都泪如雨下，他却平静如常。之后，他与六姐保持着深情的通信，回忆起幼时的记忆，那些生活的琐碎细节都成为他们之间的宝贵财富。尽管两岸不通的年代信件传递困难重重，但朱西甯始终不停写信，用文字串联起与家人的情感纽带。
重逢是人生的奇迹。朱西甯与六姐在香港的相见，窝在便宜的小旅店中，把分别年月里没说的话一次性说完。而当他第一次回到宿迁老家时，那份久违的归属感让他开始修复祖坟、查访修订族谱，记录家族中的每一个分支和每一个后辈。这一切他都做得平静而坚定。
《华太平家传》七度易稿，八度启笔，十年的书写中，朱西甯始终急切地想要完成这部家族的传承之作。然而命运并未给他足够的时间，1998年，朱西甯因肺癌去世。他去世前的愿望是完成这部家传，然而女儿们明白他的真实想法是为了给家里省钱。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依然不忘为家人留下欢笑和安慰。
他的一生都在努力书写家族的记忆和历史，即便面对死亡也未曾放弃。他的坚韧和深情成为女儿们最深刻的记忆。尽管命运未曾给他一个完美的结局，但他的精神将永远照耀在家族的历史长河中。朱西甯的永恒之地：一家人的记忆与情感的迁徙
朱西甯的生命之火熄灭后，他的骨灰被放置在朱天文姐妹三人和母亲的家中。两条包袱巾，承载着家人对他的思念，交替包裹着他的遗骨，静静地躺在母亲的床头柜上。这个场景仿佛一幅生动的画面，展示着家人对他的深情厚意。
他的离去，并没有让家人感到他的气息瞬间消失。相反，他的存在仿佛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家中的猫猫狗狗围绕着他曾经伏案写作的地方，仿佛他仍然在世。
朱西甯曾和妻子在台湾买下房子后，发现了后山的一片荒地。他们夫妻携手女儿们开启了一场垦荒拓边的运动。他们种下了棠棣、茉莉、月季、玫瑰等花卉，还撒下了白菜籽和各种花种。春天到来时，整个后山都充满了生机和烂漫。这个家庭在花开花落之间，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书写中，享受着生活的美好。
随着时间的流逝，台湾的土地变得寸土寸金。那片曾经充满生机的土地逐渐被侵蚀，海棠树、芒果树和花花草草都消失了。朱天文回忆起父亲在阳光下逗兔子的情景，或是手植玫瑰第一次抽芽时他脸上的兴奋都显得如此清晰，然而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了。朱天文要做的，就是用他的记忆和作品来拼凑出父亲的影子，对抗消逝和遗忘。
当朱天文着手拍摄关于父亲的纪录片时，她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消逝。她提到：“父亲不在，景物也不在了。”她决定用她的执拗和执念去逼近这一切的消逝，用作品去逼近父亲的身影。这样的过程像是在一个时代呼啸过去后的废墟里捡拾、劳动、分辨和擦拭。
当母亲刘慕沙去世后，这个台湾著名的文坛家庭失去了“上一代”。家人商量后决定将父母花葬在阳明山风景最好的地方。在那里，人的骨灰撒下去后，会种上漂亮的花。这样的处理方式既环保又潇洒，符合朱西甯的性情。最终他消失在无形之中，融入万物之中。对于漂泊一生的朱西甯来说，他的终点就在阳明山的一片花海中。这片花海既是他与家人的记忆之地，也是他情感归宿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