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十大战役(抗战正面战场（武汉会战抗
武汉会战，堪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展开的一场殊战。回溯到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自6月至10月，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紧密布阵，战场之广，涉及安徽、河南、江西及湖北四省。此役规模之大、历时之长、歼敌之多，为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之翘楚。
浴血奋战之中，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数百次激烈交锋，付出了伤亡40余万的沉重代价，却成功毙伤日军25.7万余人。此次会战，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尽管日军最终攻占了武汉，但其希望通过速战速决迫使国民屈服、结束战争的战略意图并未达成。自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战役背景深厚且复杂。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之际，确定了保卫武汉的战略方针。蒋介石亲自担任总指挥，调集第五、第九战区的全部兵力及海空部队，依托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的地理优势，组织严密防御。其主要战略目标不仅在于消耗日军、争取国际支持，更在于为长期抗战做好准备，促使国共两党进一步加强合作。
武汉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通枢纽。随着国民部分机构的迁移，武汉成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日本侵略者对此垂涎已久，早在占领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攻占汉口的策略。随着时机的成熟，日本御前会议最终决定实施攻占武汉的作战计划。
兵力准备方面，中国方面在徐州失守后调整了作战序列，新编第9战区并投入近110万的兵力保卫武汉。各兵团部队利用天然屏障如鄱阳湖和大别山脉等组织严密防御。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也参与了此次会战。在江北作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部则利用地形优势进行战略部署，一线作战与二线兵团策应并行。其他战区也在外围进行防备，以防日军从其他地方进攻。
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作战序列介绍（1938年6月中旬）
在风云变幻的1938年6月中旬，国民军事委员会精心编制了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作战指挥序列。总指挥是蒋介石，他运筹帷幄，掌控全局。
第9战区司令长陈诚坐镇长江南岸，统领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第20集团总司令商震（辖第32、第18）、第9集团总司令吴奇伟等部。其中，第29团团长李汉魂（辖第64、第70）和第37团团长王敬之（辖第25）等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还有鄱阳湖警备司令部、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第30集团总司令王陵基等部。在长江北岸，第5战区司令长李宗仁与白崇禧共同指挥，其中包括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等部。
这场规模空前的会战，日本方面也积极应对。在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日本在攻陷徐州后，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他们决定以部分兵力攻占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然后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以北地区。但由于黄河决口，他们的计划被迫改变，改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进攻。
日本华中派遣调整了战斗序列，由畑俊六司令指挥的第2、第11共约140个大队25万兵力负责武汉作战。指挥的侵华日第十一5个半师团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还有海及川古志郎的第3舰队120余艘舰艇和德川好敏的航空兵团500余架飞机参与战斗。
蒋介石曾亲临武汉视察会战部队，对抗战部署作出重要指示。根据日本御前会议的决定和日本的既定方针，6月18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实施汉口作战的准备命令。为了满足武汉作战的需要，日本在华中地区集中了14个师团的兵力。
这场规模宏大的武汉会战，不仅是中国军队的一次重要考验，也是中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中国军队在蒋介石的英明指挥下，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展现出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和顽强抗争的精神。这场战役对于中日战争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1938年7月初，日本大本营重新部署了华中战区的军事力量，派遣了新的作战序列。华中派遣司令为畑俊六，各集团和师也各自有了新的司令和师长。
主要战场集中在波田支队的活动区域。波田支队趁着雨夜突袭安庆，川军抵挡不力，一夜之间失去了城外阵地。蒋介石对此极为震怒，责令反攻安庆。随着马当要塞的失守，战局进一步恶化。马当要塞原本被视为阻止日本海军西进的坚固堡垒，但日本军队通过巧妙的战术和精心的准备，成功突破了这一防线。马当要塞附近的地方指挥官因疏忽大意，导致波田支队得以顺利登陆并攻占了周边地区。
在激烈的战斗中，鲍长义率领的海陆战队顽强抵抗了波田支队的三次大规模冲锋。由于某些不可控因素，战局仍然急转直下。蒋介石得知马当失守后大为震惊，对指挥官李韫珩的处理不当感到愤怒，将其撤职查办。增援部队因指挥混乱和战斗力不足而失败，导致彭泽和湖口相继失守。疲惫不堪的日本军队在占领湖口后进行了休整，随后向下一个江防重镇九江挺进。他们利用雨夜潜入鄱阳湖，成功在预11师登陆，并迅速向纵深推进，包围九江。面对不利的局势，国军队不得不放弃九江，退守二线阵地金桥一带。
长江南岸的战火燃烧，日兵在九江发起攻击后，南岸的军队分为两路猛扑。其中，松浦的106师团沿着南浔路直捣德安。与此波田支队和海陆战队乘坐舰艇继续沿江向西，目标锁定在了下一个要点瑞昌。
8月11日，他们在瑞昌东北的港口成功登陆，击破了由孙桐萱率领的第12反击，向瑞昌城发起猛攻。第3集团在汤恩伯第32团的增援下奋力抵抗。到了8月下旬，日第9师团在舰艇的护航下抵达瑞昌，前锋第6旅团势如破竹，连续攻下鲤鱼山、笔架山等地。到8月24日，瑞昌失守。
到9月3日，丸山支队占领回马岭，南浔路正面守军的侧背受到严重威胁，被迫撤退到下一道防线乌石门阵地继续抵抗。丸山的狂潮攻势终于被顶住。随后，丸山旅团回瑞昌与第9师团会合，继续沿长江西进。第27师团向箬溪方向进攻。第30集团和第18军在瑞昌-武宁公路沿途地区抗击敌人，相持月余。
在此期间，日军的进攻势头猛烈，一路攻下箬溪、辛潭铺等地，最后转向金牛方向进攻。富池口要塞因为动摇而失陷，日本人打开了通向武汉的长江水路。第2兵团在阳新地区加强防御，但最终还是失守了阳新、大冶、鄂城等地。日第9师团和波田支队急进岳阳，企图截断粤汉铁路。
与此西进的日军进攻瑞昌时，第106师团从九江沿南浔铁路南下。守军在庐山两侧及南浔铁路北段依托有利地形进行顽强抵抗，使日军进攻受挫。日军转而攻击李觉的金桥阵地和李玉的8等部，但同样受到了顽强抵抗。命令日第101师团从湖口增援，协同第106师团企图攻占德安。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率领部队在德安以北的隘口、马回岭地区与日军激战。
到了9月底，冈村发现南浔路进展缓慢，焦急万分。他决定派一支奇兵穿过国防线的缝隙，出现在守军背后。他亲自为松浦筹划了一切，将106师团分成五部分行动。由于地图失误，日军在万家岭地区迷路，被薛岳发现并将其包围。经过激烈战斗，日军第106师团几乎被全歼。为了挽回败局，日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士兵。随后薛岳组织全线攻击，组成敢死队，光着上身冲入敌营。经过激战至10日，日军第106师团被歼3000余人。这是赣北地区主要作战中歼敌最多的一役被称为“万家岭大捷”。此后日军孤立无援补给断绝不得不放弃进攻计划而休整补充任务改由其他部队承担万家岭大捷后正当薛岳兵团重新部署之际日军第101师团不断向德安发动小规模攻击企图牵制薛岳的行动武汉撤守后薛岳兵团主力转移日军乘虚而入进攻德安城防守部队英勇抵抗但最终失守阵地被攻入城内这场战斗是赣北地区的一场重要战役展现了双方军队的英勇和决心第723团团长王启明率领部队坚守城内东南城区，与日寇进行激烈的巷战，逐屋争夺，每一寸土地都坚决不让。他的英勇抵抗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冯玉祥作诗称赞他的英勇表现。
薛岳在赣北地区的作战中，成功指挥了万家岭大捷，所率领的第1兵团出色地完成了第九战区赋予的任务，不仅成功阻止了日军向南扩展，还给予了日军第11师团重创。
在长江北岸的战斗中，日军在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6月初从合肥南下，突破了徐源泉的防线。经过一系列的战斗，日军占领了太湖、望江以东的长江沿岸地区。稻叶四郎指挥的侵华日军第十一第6师团在进攻过程中也经历了激烈的巷战，最终占领了黄梅。但随后在广济的战斗中，白崇禧指挥的反击使日军陷入困境。尽管白崇禧调整了战术布局，试图全歼第6师团，但在日军强大的战斗力面前，中国军队的伤亡惨重。最终，日军反攻成功，占领了广济。这场战斗给日军带来了惨重的损失，但日军仍继续进攻。
在大别山北部的战斗中，日军因张鼓峰事件而延误行动。东久迩宫稔彦王指挥的第二师向大别山的门户发起了进攻。在攻占六安和霍山后，日军兵分两路进攻武汉。在富金山的战斗中，宋希濂率领的守军坚决抵抗了日军的进攻。尽管日军采取了轰炸和重炮攻击等战术手段，但宋希濂率领的守军仍然坚守阵地，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损失。但由于兵力悬殊和时间的限制，守军最终不得不撤离阵地。
日铁蹄踏过胜境，长驱直入国境，连续占领叶家集和商城，逼近小界岭防线。小界岭防线犹如大别山北麓的钢铁长城，是阻止日寇前行的坚固堡垒。若此防线失守，日寇将穿越大别山山脉，沿公路畅通无阻，国将失去地形优势以阻止敌人。小界岭防线的重任落在宋希濂的71军、田镇南的30军和冯安邦的42军身上。其中，因富金山一役而损失惨重的71军和30军在孙连仲的指挥下共同防守小界岭防线的头沙窝，而较为完好的冯安邦的42军则独自守卫小界岭的头尾新店。他们凭借地形之优势，成功抵御了日寇一轮又一轮的猛烈进攻，从九月到十月之交一直坚守。终于在第13和16师团的出现下打破了防线，穿越了巍峨的大别山，于十月二十五日攻占了麻城。国已决定放弃武汉。
九月下旬，通过空中侦察发现了薛岳第一兵团主力在瑞昌与武宁之间的薄弱防线，他抓住了这个战机，命令经过初步恢复的第106师团向西推进，意图切断南浔路与武宁路之间的中国守军联系。第106师团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十月二日深入万家岭地区。在接下来的几日里，第1兵团主力如后来的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等部，在长岭、背溪街、张古山等地与日寇激战。其中，第74师的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率领部队向日寇占据的长岭北端和张古山制高点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第305团团长张灵甫带领一支精干的小部队从后山绝壁进攻，经过激烈的近身格斗，成功占领了张古山主阵地。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日第106师团损失惨重，特别是基层伤亡严重。华中派遣司令俊六大将甚至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联队长以下级别的军官来加强力量，这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是前所未有的。
在战场上，日军的第2左路进展困难，右路稍好。第3和第10师团猛攻固始后占领了这座城市，然后沿公路西进潢川，遇到了中国的名将张自忠。张自忠坚守了十天，超出了预定的七天防守时间，并在敌人面前安全撤离。占领潢川后，日寇直捣罗山、信阳，遇到了胡宗南的第1军和46军。胡宗南坐拥中国最好的装备，包括邱清泉的坦克部队和彭孟缉的炮兵旅，但在与日军的激战中仍占下风，丢失了信阳。李宗仁曾电令胡宗南从信阳南撤，但胡宗南忽视命令，将所有七个师向西移动以保卫南阳，导致平汉路门户洞开。武汉会战一直打到十月中旬。
更为严重的是，外围要点失守的日军竟然还能在广东登陆并迅速占领广州。广州作为华南的重要港口，其防守却显得松懈。广东的一半兵力被抽调去参加武汉会战。在武汉会战中中国的顽强抵抗使战局进展缓慢，日军大本营等不及了，迅速调集三个师组成第21军，在海第5舰队司令长盐泽幸一的支援下奇袭广州。尽管广东方面得到了一些风声，但广东省长吴铁城向重庆报告后，蒋介石却认为这是日军制造的假情报，试图诱使中国从武汉战场抽兵支援广东。蒋介石不仅未增加兵力支援广东，还发报让余汉谋再调一个师去武汉战场。最终广州在十月二十一日沦陷。广州的失守切断了粤汉铁路，武汉也不再值得重兵防守。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
这场战役中中国的战机战术表现得淋漓尽致。国民重新划分战区并制定战略防御部署以保卫武汉。从六月到十月底的一系列英勇防御作战使日军付出了重大代价。在长江北岸的田家镇要塞攻防战中日军战死数百人并负伤数倍于此；在江西马头镇要塞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了八昼夜的激烈战斗；在富池口要塞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战斗持续了近十天并多次击退敌人进攻；在庐山南北中国军队展开激战取得了万家岭大捷重创日军并俘敌数十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等战果丰硕累累令人振奋鼓舞士气大振国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场战役中我们军队英勇顽强意志坚定战术灵活多变展现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和英勇抗敌的坚定决心这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为国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让我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永远铭记那些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他们的精神将永载史册激励后人不断前行在大别山地区，国军依托富金山高地，与日寇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他们顽强抵抗，给予了敌人沉重打击，成功歼敌千余人，迫使日军连级单位平均减员至仅剩四十人，营长级别也多有伤亡。利用大别山的险峻地形，国军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激烈，使日军付出了伤亡惨重的代价才得以突破。在河南信阳，国军同样持续日军，再次歼灭两千余人。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的天空与海洋也卷入了这场战争的漩涡。在苏联航空志愿大队的协助下，中国空军翱翔于长空，与日寇航空兵展开七次空中激战，击毁敌机七十八架，炸沉日舰二十三艘，为地面部队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中国海军在长江上也进行了激烈的海战，他们在沿江要塞布下了，设置了海岸炮，击沉多艘日舰，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
由于国军的顽强和持续抗战的战略眼光，日军直至十月底才完成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对武汉的三面包围。我军并未与敌人决战，而是主动撤离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
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半月，最终以我军的主动撤退而告结束。从战役角度看，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心脏地区，他们取得了胜利。然而从战略层面看，日军的战略企图并未实现。日本误以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控制中国，于是决定发动武汉会战，企图迅速占领武汉，迫使中国屈服。但中国并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并未因此结束。
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再次遭受战略性失败，而且成为他们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由于国军的坚强抗击，日军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并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四个半月，但未能歼灭我军主力，反而使自身有生力量遭受严重打击。据统计，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伤亡人数超过三十五万。此战后，随着战线的延长和兵力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日军无力再组织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不得不转为战略保守。这导致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则陷入了持久战的困境。
日本国力因损耗过巨而开始急剧表面化。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主要依赖输入。武汉会战结束后不久的数据显示，日本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国家储备量，“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本在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等方面开始走下坡路。这一系列变化标志着日本的侵略策略也开始转变，“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等策略逐渐浮出水面。历史评价
英勇顽强的中国广大士兵在武汉会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大量杀伤日军，给予了敌人沉重的打击。由于最高决策者及部分高级将领在作战指导上的失误，导致了过多的自我消耗。这场战役的代价极为惨重，阵亡将士人数据事委员会统计达到了254628人，负伤人数更是超过40万。究其原因，主要是作战策略过于单一，过于依赖阵地防御，与日拼消耗。
以川名将杨森为代表的英勇将士们参与了这场战役。即使是从阵地防御的角度看，作战指导上也存在不足和失误。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在整个会战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无法有效应对敌人的行动，有时甚至陷入“挖肉补疮”的困境。指挥体系受到人事关系的影响过大，兵力调配不是以作战需要为依据，而是受到派系、资历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局面造成了指挥不顺畅，命令传达效率低下，严重影响了战机的把握。
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的陈诚在其《私人回忆资料》中所写的《武汉会战之教训》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他指出了几个关键的教训：频繁变更作战计划会导致作战不能顺利执行；指导计划需顾虑部队现状及实力，不能处处追随敌人；未受训练充足的部队绝对不能作战；在山地与装备优良的敌人交战有利。这些教训为我们深入了解武汉会战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武汉会战的历史纪念地——鸡公山武汉会战历史纪念馆位于信阳市鸡公山风景区内。该纪念馆位于一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花旗楼内。这座楼原本是英国驻武汉商人柏尔恩所建，后转售给汉口美国花旗银行而得名。在战役期间，这里曾是蒋介石的临时行营，并部署了武汉外围对日作战的重要会议。纪念馆通过维修和重新布展，向我们展示了武汉会战的历史背景和战斗过程。这里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对英勇将士们的永恒纪念。
武汉会战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战役，虽然存在诸多遗憾和教训，但也是我们民族英勇顽强的象征。通过深入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我们的先辈，更好地铭记这段历史，也为了更好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