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壁画(陈池瑜首都机场壁画的艺术成就与
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群：新时代的艺术里程碑
1979年，首都国际机场的建成，不仅是国家现代化的象征，更是艺术与工艺的结晶。在这一伟大工程中，艺术家、工艺美术工作者与实习生携手合作，共同完成了候机楼二楼东西餐厅和贵宾室的壁画创作与安装工程。这一壁画群不仅美化了机场的室内空间，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和当代艺术的长廊，具有特殊的文化与社会意义。
关键词：首都国际机场壁画、艺术创作与设计、艺术价值与意义
1979年9月26日，对于中国当代美术史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的壁画群创作、制作和安装工作圆满完成。这一工程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壁画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的诞生。
这一壁画创作工程的启动，源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的提议。经过国务院有关领导的同意，由张仃院长领导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团队负责艺术创作与制作。共调遣了17个省市的56位艺术家、工艺美术工作者与实习生，经过长达270多个日夜的辛勤工作，完成了候机楼二楼的东西餐厅和贵宾室的壁画创作和安装工程。
这座现代化风格的首都国际机场，不仅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更是艺术创作的舞台。这里的壁画既满足了机场建筑公共室内空间的装饰需求，又成为了宣传中华民族文化和当代艺术的长廊。其特殊的文化与社会作用，使得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群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艺术创作形式与风格的典范。
机场壁画竣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文化部门及宣传部门领导人、文学与艺术界的著名人士纷纷前来参观。这一盛况空前的参观团，包括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以及蔡若虹、蒋兆和等著名艺术家。他们的到来，充分说明了机场壁画巨大的成功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文联副主席周扬亲自参观机场壁画，对其将绘画与工艺美术相结合的特点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为我国建筑壁画开创了新途径”。他在文代会上的报告中，将首都机场壁画称为“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艺术成果”，并强调其值得推广。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文艺工作者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塑造了一系列经典形象。但在创作实践中，也存在过于单一的教条主义倾向。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群，以其多样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为新时期艺术创作开创了新的路径，展现了新时期艺术创作的巨大活力和潜力。
这一壁画群的完成，不仅是对改革开放新时期艺术创作形式与风格的探索，更是对艺术价值和意义的重新定位。它告诉我们，艺术不仅是政治的附属品，更是文化的载体、情感的表达、美的追求。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群，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为新时期美术创作树立了崭新的榜样。在1976年，随着“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社会逐渐走出阴霾，向着新的方向进发。随后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引领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社会生活和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艺创作也从为政治服务转变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特别是在1979年，当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祖国大地万物复苏，亿万人民迎来了春天的到来，科学的春天、艺术的春天也随之降临。美术创作开始从单一的现实主义方法向多元化的创作方法转变。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首都机场壁画创作应运而生，成为优秀美术作品的代表。它们对于造型艺术实现从为政治服务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转型，以及从单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向多元创作方法转型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在文艺界，一段时间以来，存在一种倾向，即将艺术的功能简单理解为为政治口号和政治运动服务。这种倾向可能导致文艺创作题材和方法的狭窄。周扬在参观首都机场壁画后，对文艺创作的多样化提出了明确的主张。他认为，机场壁画创作在解决艺术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做得很好。这些壁画所呈现的祖国的山河、历史传说、民间风俗等，给人们带来了向上的精神、愉快的感觉和美的享受。它们不仅仅是配合政治，更是一种教育和宣传社会主义祖国的方式。艺术应该多样化，不能仅仅局限于斗争的题材。
机场壁画的创作者和艺术家们以艺术实践突破了政治口号对艺术创作的束缚，带动了文艺思想解放。他们通过画山水壁画、融入民间艺术因素以及绘制中国历史传说等方式，让人们感受到艺术的政治和教育功能。这些作品提醒人们必须重新认识文艺的政治教育功能，不能局限于阶级斗争的题材。
张仃作为壁画工程的重要人物，他和祝大年、袁运甫等教授及作者一起认真讨论和研究创作题材、壁画材料制作以及每张壁画的形式与风格。这些壁画作品像一曲雄浑壮丽的交响乐，既要求各章旋律、乐音丰富多彩，又要求全曲主调明确而统一。这一庞大而复杂的壁画工程展现了中国美术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艺术成就和思想解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型公共建筑室内壁画陈设装饰绘画方面进行了许多探讨。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北京修建了十大建筑并创作了众多壁画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大多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以及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它们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写实手法展现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些作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共建筑中的公共艺术经典，流传至今。进入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涌动，中国的文艺界开始展现出多样化的创作方法和思潮。在这新的时代背景下，首都国际机场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国际交流的枢纽，其壁画创作承载着特殊的艺术使命。艺术家张仃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历史契机，他的艺术决策展现出了卓越的洞察力和前瞻性。
张仃并没有沿袭和国家博物馆等大型场所壁画创作的传统题材，而是充分发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装饰绘画和工艺美术制作方面的优势。他摒弃了强调政治和革命斗争主题的做法，转向深入挖掘中国民族文化传统题材、民间艺术题材、山水风景题材、民俗民风题材以及科学成果题材。在表现方法上，他也摒弃了单一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融入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手法，使得壁画创作从单一性向多样性转换。
张仃的艺术思想深受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强调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并重视继承民族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精神。他的创作思想和方法具有多元倾向，既重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善于运用象征与装饰方法。他曾在法国等西方国家参与世界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工作，深入了解西方现代艺术，并将其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都机场的壁画作品共有58件，其中包括表现中国历史文化神话传说的《哪吒闹海》、《白蛇传》等，展现少数民族题材和民俗题材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傣家风光》等，描绘自然风光山水花鸟的《森林之歌》、《巴山蜀水》等，以及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祖国各地》、《科学的春天》等。还有众多著名书画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如钱松喦的《山水》、唐云的《芭蕉麻雀》等。
这些壁画和书画作品展示了新时期美术创作的繁荣景象，涉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表现与象征、变形与夸张、装饰风格与形式构成等多种创作方法。它们不仅美观大方，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追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底蕴，倡导装饰性与个性化的艺术语言与形式探索精神。这一切使得首都机场的壁画创作成为艺术界思想解放的先声，为后来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风气和启示。首都机场壁画，无疑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里程碑。其题材广泛、创作多样、表现丰富，运用了多种材料和制作方法，震撼了中国艺坛，开启了中国当代多元化艺术风格的序幕。
在首都机场壁画的创作中，曾有两件作品引发争议，它们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文艺思想的状态。第一件是袁运生的丙烯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这幅壁画中有傣族姑娘泼水节后沐浴的情节，出现了几位裸体女子沐浴的画面，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尽管得到了包括胡乔木、黄镇、周扬等领导的支持，甚至邓小平同志也表态支持，这一形象才得以保留，但仍然被遮盖了若干年才向公众展示。与1917年刘海粟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使用裸体模特儿并展出人体素描作品引发的争议相似，这部作品再次引发了关于的认识和封建思想的影响的讨论。这一事件表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尚未完全解放，对艺术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件作品是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采用想象、夸张变形和抽象的手法表现科技题材。这一作品也带来了争议，但最终被接受。它在美术开辟了新的科技题材领域，预示了改革开放时期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其变形夸张与抽象手法成为后来85美术新潮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先声。
首都机场壁画的艺术成就不仅在于其创新性和多样性，还在于其在创作观念、题材内容、创作方法、表现形式等方面的突破。正如中央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名誉院长胡乔木参观后所评价的那样，“这些作品是了不起的作品，给予人们极大的艺术享受。”机场壁画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高度评价，实现了从单一现实主义主题性美术创作向多元化创作观念与方法的转换，对于当代美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机场壁画的成功与其创作团队的实力密切相关。代表作者如张仃、祝大年、袁运甫等，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实践，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中央工艺美院的教学与创作道路也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创作队伍的强大和著名艺术家的参与保证了机场壁画的高水平和高质量。
首都机场壁画是美术创作上的一次大飞跃，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它开启了改革开放时期美术的新篇章，对于当代美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也提醒我们，艺术的发展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拓宽视野，勇于探索新的表现语言和艺术技巧。机场壁画的总指挥张仃，是一位在造型艺术领域堪称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家。他在多个艺术领域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包括漫画、木刻、年画、宣传画、国画、壁画、焦墨山水、国家形象设计、邮票设计、装潢标志设计、展览设计以及书法等。他的艺术视野宽广，不仅曾在延安听过毛主席的文艺讲话，多次出国担任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并与毕加索交流，还在战争年代为延安的展览活动做过总设计，参与了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设计。
机场壁画作为艺术瑰宝，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机场壁画是民族民间文化与现代形式的完美结合。张仃先生通过创作大型重彩壁画《哪吒闹海》，将我国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与现代艺术形式相结合，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该壁画以15米×3.4米的宏大画面，描绘了哪吒这位民间神将的形象。哪吒是托塔李天王的三太子，在民间被敬重为救世护民的神灵，他的除恶斗魔的少年英雄形象深受民间大众喜爱。
张仃先生在创作《哪吒闹海》壁画时，强调了民族特色，广泛参考了历史资料，包括敦煌、永乐宫的壁画，民间版画，年画等。他在人物设计过程中，注意神话故事的内容和美术动画片的特点，使得壁画具有坚实的创作基础。该壁画运用工笔画中的线条造型和重彩加强画面的装饰性，创造了神话中的仙境、翻卷的海水、凶恶的龙王、善良的民众等形象。特别是少儿英雄哪吒的形象，他脚踏风火轮、身披混天绫、手握斩妖枪、项戴乾坤圈，代表民间大众的理想与意志。
除了《哪吒闹海》，机场壁画还有其他表现历史人物的作品，如范曾的《屈子行吟》、李兴邦的贝雕画《花木兰》、王晓强的贝雕画《穆桂英》等。这些作品以独特的形式展示了中国历史人物形象和传说故事，向国内观众和国外旅客展示了中国历史的魅力。
机场壁画还展示了我国多民族的文明和风俗。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表现傣族人民泼水节的风俗，歌颂他们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朱军山等人的《傣家风光》则用贝雕形式呈现傣族的自然美景和生活风采。叶浅予的《藏族舞蹈》则用水墨形式表现藏族青年男女的欢快场景。这些作品展示了少数民族的当代风采和风俗特点。
机场壁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通过艺术家们的巧思和创作，将民族民间文化与现代形式完美结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张仃先生等艺术家们的杰出贡献，使得机场壁画成为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艺术品，也是宣传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我国民间艺术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创造力。以张国藩的陶板壁画《民间舞蹈》为例，这幅作品将民间的狮舞、龙舞、红绸舞等生动画面融入其中，狮舞龙舞的形象借鉴了民间布塑和剪纸的造型特点。画面充满了运动感和生命活力，表现出民间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完美结合。其中的线条韵律和色彩块面的组合，具有现代艺术中的抽象块面与立体主义的几何造型效果。
机场壁画中的民族民间题材作品，更是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神话内容、历史人物与巾帼英雄以及当代民族民间生活风俗与艺术，以现代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作品不仅强化了民族民间艺术的风格特点，还打造了中华民族艺术的当代学派，向世界传播了中国民族文化，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正如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参观后所称赞的，这些作品对于宣扬中国文明有着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机场壁画也是绘画与工艺的结合体。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术传统就主张大美术观，强调绘画等纯艺术同工艺美术应用艺术相结合。这一思想在机场壁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壁画不仅是平面的视觉艺术，还需要经过特殊的工艺技术，如陶刻、瓷绘、磨漆、贝雕、玻璃、丙烯等材料的加工制作。艺术家袁运甫的丙烯壁画《巴山蜀水》就是这一结合的优秀代表作之一。他采用蓝色主调，将绘画性和装饰性统一起来，表现出祖国山河的绮丽风光。
祝大年的瓷砖壁画《森林之歌》也是绘画与陶瓷工艺及科技结合的典范。他取材于南方的自然景色，将自然之美通过瓷砖绘制得以再现。由于祝大年具有陶瓷设计制作的经验，他决定将绘画与瓷砖制作结合，经过精心烧制，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机场壁画是美术家与工艺家合作完成的杰作。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承载着深远的文化意义。它们通过现代艺术形式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艺术风格，向世界传播了中国民族文化的魅力。这些壁画作品是绘画与工艺的结合，是科技与艺术的融合，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肖惠祥与张国藩的陶板壁画，将绘画与陶瓷工艺完美融合，他们的作品《科学的春天》与《民间舞蹈》展现出了传统与创新的完美结合。青岛贝雕厂与北京市昌平区七一制镜厂的艺术家们也带来了他们的贝雕画和玻璃画作品，如《傣家风光》、《花木兰》、《北国风光》等，这些作品是美术家与工艺家共同创作的结晶，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深入交流和启发。
这些壁画作品不仅仅是一幅幅画，它们更是艺术与工艺的完美结合。以大型瓷板壁画《森林之歌》为例，它的完成集结了江西省陶瓷工艺公司、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研究所及各大瓷厂的技艺高超的陶瓷工艺家和技术人员。年逾花甲的祝大年教授和年近古稀的陶艺老人章鉴也参与了此作品的制作把关。经过24位制作人员的反复研究，按照画面内容分组绘制，最终烧制出3000块瓷砖拼镶而成。这一作品展现了美术与工艺结合的极高水平。
机场壁画可以视为绘画与工艺美术结合的试验场，它密切了艺术家与工艺家的相互了解，帮助画家完成壁画制作，同时也提高了工厂的艺术水平，传承了工艺家的手工传统与现代技艺。壁画作为一种公共艺术，与建筑环境息息相关。早在战国时期，屈原就因观看壁画而引发思考，创作楚辞《天问》。进入现代，随着城市发展和公共建筑增多，壁画创作必须考虑与建筑环境的关系，使壁画作品与建筑的功能相协调。
首都国际机场的贵宾室与餐厅的壁画就是这一理念的完美实践。张仃和各位艺术家充分考虑现代建筑空间的功能，选择中国传统神话故事、民间艺术和少数民族风情等作为主题，向国内外宾客展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如东餐厅的《哪吒闹海》和中餐厅的《巴山蜀水》，都充分利用了色彩和构图，与建筑空间相融合，使观众在欣赏美食的也能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袁运甫特别强调了壁画与建筑的关系，认为壁画应当是建筑的有机部分。他在设计壁画时，会考虑到建筑本身的安定感、使用功能与空间处理的要求，让壁画与建筑形式达到协调。他提出“壁画是构成画面的精神空间和建筑的物质空间的统一体”。
这些壁画作品是艺术家与工艺家、现代技术与传统手艺的完美结合，是美术与建筑空间的和谐统一。它们不仅展现了艺术家的才华和创意，也体现了工艺家的精湛技艺。这些作品是文化、艺术和技术的高度融合，为我们带来了美的享受和文化的传承。袁运甫的壁画创作理念，特别是他提出的壁画与建筑空间相统一的理论观点，具有深远的学术影响。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首都机场的壁画创作对公共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胡乔木参观后，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并指出公共雕塑与壁画结合，可以使公共建筑与环境更加丰富和融合。周扬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强调艺术应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谷牧副总理和文化部黄镇部长都支持张仃提议成立中国建筑壁画协会，并建议吸收建筑家参与，以推动壁画与建筑的协同发展。
首都机场的壁画，如同春天的报春花，预示着中国壁画春天的到来。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发展和城市建筑需要新的壁画内容与现代审美形式。以张仃为代表的艺术家们，创造了机场候机厅的“壁画之廊”，这些壁画精工绘制，风格多样，使候机楼成为美工艺术的殿堂。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负责人在机场壁画座谈会上表示，首都机场的壁画是国际机场的创举，对中外旅客来说，这是对艺术欣赏的“最高贵的礼品”。首都机场壁画给改革开放初期的文艺发展带来了启示，标志着中国壁画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
这些壁画作品将载入中国当代美术史册，成为中国当代壁画的高峰之作。首都机场壁画也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这些作品融合了中国传统壁画的精髓与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展现了中国的艺术创新能力和文化自信。
首都机场壁画是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的艺术瑰宝，对中国壁画的发展和公共艺术的启示作用不可估量。它们不仅是艺术的高峰，更是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典范。袁运甫、张仃等艺术家的创作精神和探索历程，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